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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 - 责任编辑 - 张洛瑜 [手机看新闻][字号 大 中 小][打印本稿]

本报记者马梅若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峥嵘岁月,70年砥砺奋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从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金融监管体系、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已大大提高。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金融业沧桑巨变的见证者,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亲身经历了中国银行业改革,见证了银行业从国际上被视为“技术破产”,到经历改革、转型、发展后实现浴火重生的过程。日前,姜建清向《金融时报》记者回忆了中国银行业经历的三次重大变革,并总结出了五大历史经验。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见证者,在您近40年的从业生涯中,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姜建清:经过40年金融改革开放,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了270万亿元人民币,位列全球第一,盈利水平和资产质量也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三次重要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改革开放。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仿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承担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谓的“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改革开放以后,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成型。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发展,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成百倍增长。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第二次转折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国家通过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的投放推动经济增长,银行业则通过增机构、放权让利来扩大业务范围、改革资金管理,以此来搞活经济。

第三次重要转折是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2002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以及“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等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入世过渡期”的五年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和不良资产问题。

自此,中央推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于2003年12月30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由此拉开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在中行、建行改革试点和 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后,国务院于2005年不失时机地推进了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在2008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出了 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中国五大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

《金融时报》记者: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里程碑事件,也是迈向市场化、法治化的关键一跃。作为工商银行的时任党委书记、行长,请您介绍一下当时改革面临着哪些困难?工商银行又是如何克服的?

姜建清:股份制改革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篇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

对工商银行而言,当时一个重要的挑战是解决不良贷款难题,优化资产质量。我们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可能只靠堵,股改上市也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标是建成一家管理科学、治理完善的现代银行。

为了对接国际标准,我们推动了内部审计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变革。中国银行业全面遵照国际会计准则是在2002年至2003年左右,此前并没有科学、准确计量银行利润的办法。为此,我们在新的效益考核体系中实施“封闭利润”制度。针对此前部分机构少提呆账准备金、应付利息,多垫表内应收利息等“做账手段”堆出来的“账面利润”,我们强调该计提的计提,乱垫付的要回填,并针对重点亏损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分析止损办法,对止损无望的机构进行优化,精简分流富余人员。

此外,工商银行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通过严格控制新增贷款质量、治理“常青藤”贷款(以“还旧借新”、“借新还旧”形式将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借给企业长期周转使用,很容易形成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存量不良贷款等手段,优化资产质量。

除了对症下药,工商银行还积极培育长期竞争力。2000年,工商银行提出以区域结构和信贷结构调整为突破,优化经营资源配置效率,并适当放宽重点行的经营权限,取消部分业务逐级审批制,增强市场应变能力和经营活力。通过信贷政策的调整,工商银行信贷结构逐步优化:2005年,贷款品种结构中,个人贷款比重由5%提高到16%;法人客户所有制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股份制企业比重由13%提高至18%,民营及私营企业、“三资”资源贷款比重由10%提高至21%,混合所有制企业贷款比重由14%提升至23%。

工商银行最终能够成功股改上市,是建立在前期一系列优化资产质量的努力之上。

《金融时报》记者:过去40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有很多宝贵经验,有哪些可以继续借鉴?

姜建清:回顾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改的历程,改革的思路之活跃、举措之缜密、成效之良好,完全应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国有银行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而直到今天,其中的几大经验仍有借鉴意义。

第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发展是服务实体经济、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与一些储蓄率较低的国家依赖于外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同,我国主要是依靠市场手段将高储蓄率转化为投资,动员内部资金支持工业化。中国金融业的繁荣稳定为经济改革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40年来,人民币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77.5万亿元,增长了1500多倍。同时,人民币各项贷款从1978年的189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36.27万亿元,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352亿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我们正是依靠发展金融走出了困境,解决了困惑多年的不良贷款包袱,壮大了整体实力,形成了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并支持社会经济不断前进。

第二,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更是激发金融活力的引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其中,最难的不是产品、服务、技术管理工具方面的创新,而是制度创新。

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中央银行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注资,处理巨额不良资产,最后成功推动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大型银行则将创新作为转型发展的驱动力,通过持续的体制机制、经营模式、业务市场和产品服务等创新,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党中央的全力推动,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良好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创新保证。

第三,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贯穿于金融改革全过程,这是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取代旧的政府机关式管理模式,建立风险自担的内部机制,真正解决风险的软约束问题,确立以市场导向为主的金融目标,杜绝行政过分干预经营行为。国有银行股改围绕重建市场化金融机制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改革三部曲的同时,集中精力建立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与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安防,强化党委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构建了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运行稳健的治理机制。

第四,从战略到实施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与精心推进。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方案确定后能否在实践中落实。此前,在相关单位的协同配合下,在金融机构广大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银行业完成了不良资产的剥离和责任的追究、机构人员的精简收缩、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等艰难任务,为股改上市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股改操作的时机、上市的地点、上市的方式等方面,也是深思熟虑和综合权衡的结果。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持续提高资产质量和效益水平,一举变为国际一流银行。

第五,风险管理是永恒的要义,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是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略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才是罪魁祸首。中国国有银行40年来改革发展的成就令人瞩目,但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做斗争,教训深刻。

应当说,股改成功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当前,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大型商业银行还需要作出更大贡献,而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正是大型商业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效益的根本保障。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大型商业银行仍需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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